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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葬出土的竹简《算数书》中记载了古代粮食计量的方法，经验证具有较强的科学性。结合此方法，可以对洛阳地区勘探发掘的战国、隋唐时期的仓储粮规模有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其中，战国粮仓发现74座粮窖，大约可储粟米2514万公斤，约合当时83.8万石；隋回洛仓有7余座窖，大约可储粟米2.72亿公斤，约合当时784.9万石；隋子罗仓记载共有6余座粮窖，大约可容48万石粮食，约合今1267.2万公斤；唐含嘉仓天宝八年(749年)时储粮达583.34万石，约合今1.亿公斤，几乎占据了 粮库储粮的一半，其仓窖数量应在4座以上；唐常平仓发现了32座仓窖，可 对这些仓储粮量的研究，既可以加深对粮仓规模的认识，还可以对当时 的农业经济状况有比较直观的了解。康百万庄园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是 的封建地主庄园，富含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建筑风格独特。第二野战女子大学(简称女大)总校曾选址于此，其第五四分校也都距庄园不远，分别驻巩义县城、巩义孝义镇、新郑市赵家寨、偃师县城。世纪初，洛阳出土波斯景教徒阿罗憾墓志，为唐代丝绸之路考古了重要。然而，阿罗憾出使目的地"拂菻"在什么地方，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意见。据中亚考古新发现，我们认为，显庆三年五月左骁卫长史王玄策率使团出访吐火罗国，以王玄策为大使，以王名远和董寄生为"置州县使"。他们取道沙漠之路，途经七河流域粟特城邦、兴都库什山北麓吐火罗国，然后从小勃律进入吐蕃国。不过，阿罗憾在中亚所立唐碑，并非有些研究者认为的王名远在"吐火罗国"所立唐碑。有学者将此碑与赵明诚《金石录》所记唐高宗撰《唐纪功碑》相，亦不足为信。显庆二年十二月，唐高宗诏令在西突厥本土设置昆陵都护府和蒙池都护府，但迟至显庆四年三月，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在双河(今哈萨克斯坦南境)诛杀真珠叶护后，唐朝才得以在西突厥五失毕部落设置蒙池都护府。阿罗憾或为七河流域景教区大主教，故显庆三年光禄卿卢承庆将他召回长安，翌年随卢承庆前往碎叶川设置蒙池都护府。显庆四年卢承庆在碎叶城(今阿克贝希姆古城)设碎叶州，以当地粟特人安车鼻施为碎叶州史，后来碎叶州升格为安西四镇之一。蒙池都护府与碎叶州(后来的碎叶镇)不在同一治所。蒙池都护府治所在碎叶城东南8公里裴罗将城，今称"布拉纳古城"。近年该古城出土唐碑的碑额，当即阿罗憾出使西域所立。阿罗憾立碑地点之"拂菻"，以及裴罗将城今名Burana(布拉纳)，皆源于粟特语城名βwr’n’。据墓志记载，阿罗憾在裴罗将城封疆立碑当为唐高宗御碑。明代洛阳福王府是明神宗朱翊钧第三子朱常洵的藩府，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攻陷洛阳，福王府毁于大火，至今其旧址仅存一对汉白玉石狮。5年5月洛阳民俗博物馆从洛阳老城东大街，又征集到一尊明代汉白玉彩绘石狮。1年，天水市博物馆与西安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现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对1982年天水市石马坪出土的石棺床进行了科学保护，同时发现了该具石棺床的一些新信息。其中部分信息与1992年发表于《考古》杂志的《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一文内容不相一致。本文即根据这次保护所揭露出来的新信息，结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对天水这件石棺床作进一步的探讨。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考古材料中见到的"人蛇"主题大致包括"神人操蛇"和"半人半蛇"两种类型，可能主要反映了古代祭祀等活动中巫觋操蛇作法的情形，表达巫觋借助蛇的能力来沟通神灵、祖先的意义。其中"半人半蛇"类型又可分为"人首蛇身"和"人身蛇臂"两种形式，分别是对巫觋下肢盘蛇和上肢操蛇的象征表现。87~213年，对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进行的调查显示，整个水坝系统由自然山体的多段坝体组成，分为高、低坝系统，年代为良渚文化时期。水坝的结构和建筑工艺与典型的良渚文化遗迹一致。该水利系统可能兼有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等功能，与良渚文化遗址群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及良渚古城的出现有直接关系。近代天津洋行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相当活跃，其经营业务种类丰富，涉及范围广泛。本文通过对一份有关天津美孚洋行涉及不动产的文献进行研究和考释，从而获知美孚石油公司曾从事地产中介的史实。该文献是研究近代天津洋行、土地与登记制度以及金融货币史的珍贵。风穴寺不可能始建于北魏，更不可能是唐代所建。事实是：东汉费长房时代此地已有遗迹，风穴寺峡谷内的漫山遍野的柏树 初系人工栽植，古香积寺门口的两棵柏树："一捧伞""三炷香"系汉代遗留。结合有关典籍记载，风穴寺极可能始建于东汉初平元年。咸阳出土北周保定四年(564年)《魏故南秦史成君碑》，为存世不多的北周碑版增添了一例年代较早的历史物证，也为研讨西魏北周之间的史事与人物，特别是梳理南秦州史成氏家族了重要的文献依据，而其书法样式也足以见证当时长安地区的流行风尚。因为此碑在内容上的特点是为北魏南秦州史成君和他的两位胞弟、一位堂弟和一位侄子共同下葬而建立的家族墓碑，故本文的考证一是侧重于成君的家族与人物，以此见证族源为匈奴后裔的成氏一族乃是有功于北魏的上谷豪族；二是侧重于这些人物所参与的重大史事，譬如碑文所记中坚将成尊和领"征梁、汉，与吴贼兰钦交阵"乃是南梁与西魏在汉中南郑的一次重要战事，适可与正史互为补证，并能见证当时战争的惨烈悲壮。此外，碑文有"内辩三乘，外明六史"之说，故关于"六史"的称谓在内涵上究竟是指文献还是指职，也是文章注重分析的一个问题。当然，还值得留意的就是此碑的书法，楷书中尚未尽脱北魏笔致而又有受到北齐影响的隶书意趣，堪称北周碑版墓志书法中 为峻整者，并足以见证这样一种受南朝书风影响而在北周都城长安地区营造出来的书法时尚与主流样式。本文通过梳理3处商周家族墓地出土族徽铜器材料，将族徽铜器墓葬分为单一族徽墓葬、复合族徽墓葬、混出族徽墓葬，进而将商周家族墓地分为单一族墓地、两族共用墓地、多族共用墓地三种类型，认为其所反映的族组织类型分为两种：一种为单一父系血缘团体，通常由两三代有近亲关系的几个核心家庭组成；另一种由二三个不同血缘的族氏组成，内部分为本族、分支、其他族氏三级结构。本文在梳理传统的西周铜器断代的7种方法的基础上，对过往方法的利弊进行了重新的检视，提出了运用考古类型学建立年代框架再结合传统方法断代和陶范断代法两种方法，并论述了其优势。